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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色扎西》

59.第五十九章 2974·英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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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章 2974·英烈

火塘里的火,这一晚,木生爷爷没让它太旺。

他只往炭上,架了一根细柴,火苗矮矮的,照得人脸上的影子都浅。屋外的风停了,山里的夜静得厉害,静得能听见火炭轻轻裂开的声音,像谁在叹气。空气里,有一点子冷松明的味道,还有火塘边那只老茶壶,煨着水,咕嘟咕嘟地响,白汽一缕一缕往上冒。

“上回,”木生爷爷开口,声音不高,“爷爷跟你们讲了殷骡子。这一回,不讲一个人了。”

幺娃问:“讲啥?”

“讲一堆人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一堆你数也数不过来的人。”

他伸出三根手指,又掰回去,改成两根:“三千。差一点点,三千。”

——那年,木生二十六岁。殷禄才死后的那些天,木生没出过远门。

他病了。

病得不重,就是心里头,像堵了团棉花。爹见他蔫蔫的,也没催他去跑脚,只让他躺在屋里。木生躺在竹板床上,望着黑黢黢的房梁,翻来覆去。白天还好,到了夜里,耳朵里就嗡嗡地响,像有枪声,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,又像有人在喊,喊的是什么,听不真切。

他晓得,那是他自己的心在响。

殷禄才的死讯,是货郎带回来的。货郎挑着担子,走到木生家门前,放下担子,喝口水,说:“木生,你听说了没?殷骡子,殁了。”

木生当时正给骡子喂草,手里的草,掉在了地上。

“殁了?”他问。

“殁了。”货郎说,又补一句,“连陈二排,也殁了。何吉珍,也殁了。一家子,就剩两个了。”

货郎说完,挑起担子走了。木生站在那儿,半天没动。那匹骡子伸过脖子,用嘴拱了拱地上的草,又拱了拱他的手。骡子的舌头温温的,湿湿的,木生却觉得,手背上凉得很。

木生后来才晓得,货郎说的,还只是郭家坟一地的事。

真正的大数,在更早的十几年里,就已经一点点攒下了。

木生爷爷讲到这儿,把火钳插进灰里,慢慢地搅。灰是冷的,搅起来,一阵陈年的炭腥味,往鼻子里钻。他搅了好几下,才把火钳抽出来,在火塘边上磕了磕。

“你们要听清一个数。”他说,“两千九百七十四。”

“两千九百七十四,是啥?”幺娃问。

“是人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是这十二年里,川滇黔边,跟着红军打游击,把命交出去的人。有游击纵队的,有云南支队的,有贵州支队的,有川南支队的。一支一支,合起来,两千九百七十四个。”

他停了停,又说:“这两千九百七十四个里头,十个有九个,连名字都没留下。”

满屋的人,都静了。

木生爷爷从怀里摸出烟叶,卷了一支烟,点上,吸了一口。烟是自家种的,辣,呛。他吸得慢,吐出来的烟,在火光里打着旋,往上飘,散了。烟味混着炭味,在屋里绕,绕得人眼睛发酸。

“这两千九百七十四个,”他慢慢说,“不是一起死的。是十二年来,一个、两个、十个、一百个,这么攒出来的。”

“从哪儿说起呢?”

木生爷爷想了好一会儿,从民国二十四年说起。

民国二十四年二月,中央红军过扎西,留下一支队伍,叫川南游击纵队。四百多人,五个大队。司令员王逸涛,政委徐策。那时候,谁也没想到,这四百多人,就是后来两千九百七十四个里头的头一批。

木生爷爷讲起这四百多人的来历。他说,这四百多人,是主力部队里,抽出来的。有的是江西老表,有的是湖南伢子,有的,就是过扎西时,新扩进来的本地娃。年纪大的,三十几;年纪小的,才十四五,跟当年的木生一般大。

“主力走的时候,”木生爷爷说,“这些人站在山坡上,看着队伍往东走。队伍越走越远,最后只剩下一溜烟尘。他们就在那儿站着,谁也没说话。他们晓得,从今往后,自己就是‘留下的’了。”

“留下的”,这三个字,重千钧。

当年三月,纵队在珙县兴文的大石盘,被敌人围了。那一仗,打得惨。突围出来的人,数了数,少了十几二十个。那十几二十个,就埋在大石盘的山上了。

木生爷爷多讲了几句大石盘。他说,大石盘那地方,山陡,林密,敌人在四面山头上架了机枪,把纵队压在山坳里。突围的时候,是一排人,一拨一拨地往上冲,用命去堵枪眼。冲出去的,踩着自己人的身子;冲不出去的,就永远留在了那山坳里。

“那时候,”木生爷爷说,“他们还有电台,还跟上面联系得上。后来,电台也没了,跟上面,就断了。”

断了联系,还得打。

五月,王逸涛跑了。这个人,是纵队的第一任司令员,可到了紧要关头,他逃了,还叛了变。徐策接了他的担子,一个人,又当司令,又当政委。

“你们别怪王逸涛一个人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那年月,能坚持下来的,是少数。叛的、逃的、降的,都有。可留下来的那批,是真铁了心。”

留下来的,接着打。

七月,黔北游击队西渡赤水,到叙永朱家山,跟纵队会合。两支队伍,合编成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,八百多人。徐策当司令员兼政委,余泽鸿当政治部主任。

“八百多人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那是最盛的时候。可盛,也就盛了那么几天。”

七月十三,纵队在扎西的长官司,中了埋伏。

那一仗,徐策死了,张凤光死了,一百多号人,一起没了。余泽鸿接任,带着剩下的人,接着走。

木生爷爷讲到徐策,声音沉下去:“徐策这个人,是红三军团来的,当到师政委。按理说,他是可以跟着主力走,到陕北去的。可组织上要他留下,他就留下了。留下,就是死。”

“为啥要留?”幺娃问。

“总得有人留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主力走了,这山里的穷人,就没人管了。留人下来,就是留下火种,给穷人留个指望。徐策他们,就是留下来当火种的。”

“当火种,就得先把自己,点着了。”

木生爷爷这句话,说得很轻,可满屋子的人,都听进去了。

徐策之后,是余泽鸿。

余泽鸿也是红军里头留下的。他接任特委书记,接着当纵队政委。这人,木生爷爷说,是个文化人,会写文章,会讲话。可在那个时候,会写会讲,都不如会活命。余泽鸿带着纵队,在川滇边转,打一阵,藏一阵,躲一阵。可敌人太多,队伍越打越少。

民国二十四年冬,余泽鸿也牺牲了。

“怎么死的?”幺娃问。

“战死的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具体怎么个死法,山里传的有好几种。可有一点是确实的:他死在川滇边的山里头,到死,都没等到主力回来。”

余泽鸿死后,纵队还有几个人在撑。可撑到民国二十六年一月,纵队主体,被打垮了。

“打垮”这两个字,木生爷爷说得特别重。

“你们要晓得,一支队伍,‘打垮’是啥意思。不是死绝了,是散了。领头的没了,骨干没了,剩下的人,有的藏了,有的降了,有的散了。可人散了,那点火,没散。”

那点火,后来在三个人身上,又烧了起来。

一个,是殷禄才,带着云南支队,在郭家坟撑了十二年。一个,是贵州那边,阮俊臣、赵文海带的贵州支队,撑到民国三十年。一个,是川南支队,撑到民国三十四年。

“这三支,”木生爷爷说,“是纵队散了之后,从灰里头,又长出来的三根苗。”

可这三根苗,一根一根,都断了。

贵州支队,民国三十年,皖南事变之后,敌人调重兵围剿,寡不敌众,失败了。阮俊臣、赵文海,都牺牲了。

川南支队,撑到民国三十四年,领头的人被抓,牺牲了,队伍也就散了。

云南支队,撑得最久,撑到民国三十六年三月,殷禄才、陈华久,一起殁了。

“你们算算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民国二十四年,到民国三十六年,十二年。川南纵队、川滇黔纵队、贵州支队、川南支队、云南支队,一支接一支,前仆后继。人,是这么一茬一茬,没的。”

木生爷爷把烟抽完,烟屁股丢进火塘。那烟屁股在炭上卷了卷,燃起来,又灭了。

“两千九百七十四。”他又念了一遍这个数,“这是有名有姓的,登记在册的。还有那些没登记的,散在民间,死在深山,连个名都留不下的,更多。”

“你们说,这些人是图啥?”

没人接话。

木生爷爷自己答:“他们图个翻身。图这山里的穷人,往后不用再给人当牛马。图他们的后人,能挺直了腰杆,活得像个人。”

“就为这个,值么?”幺娃小声问。

木生爷爷没直接答。他反问道:“幺娃,你晓得,现在的日子,是咋个来的么?”

幺娃摇头。

“是这些人,拿命,一点一点,换来的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他们死的时候,不晓得自己这条命,到底换不换来。他们只晓得,不拼,穷人永世翻不了身。拼了,哪怕自己瞧不见,后头的人,也能瞧见。”

木生爷爷讲到这儿,停了一下,说:“我跟你们讲几个人。不是啥大人物,就是普普通通的几个。”

第一个,是个江西来的号兵。

木生爷爷说,这号兵姓什么,没人记得了。只晓得,他原是主力部队的,会吹号。留下的那批人里头,数他年纪小,才十五六。他吹得一手好号,冲锋号、集合号、休息号,都吹得响,吹得亮。

“有一回,纵队被围,”木生爷爷说,“冲不出去。这号兵就爬到一块大石头上,吹冲锋号。敌人听见号响,以为大部队来了,乱了阵脚。纵队就趁着这股乱,冲了出去。”

“可那号兵,站在石头上,成了靶子。”

他吹了多久,没人知道。只晓得,枪声停的时候,那号,还挂在他脖子上。号身子上,钻了几个枪眼。

“他死的时候,十六岁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要是活到现在,也是跟你们一样,能抱孙子的年纪了。”

满屋的人,没人接话。火塘里的火,轻轻响着。

第二个,是个本地的妇女。

木生爷爷说,这妇女姓什么,也没人记得。只晓得,她是郭家坟的人,男人跟了殷骡子,她就跟着在后方,给队伍缝补浆洗,做饭熬药。后来,她男人牺牲了,她也不走,还是留在队伍里。

“敌人来搜山,”木生爷爷说,“把她的娃娃,抱走了。要她说出队伍藏在哪儿,不说,就摔死她娃娃。”

“她说了没?”幺娃问,声音发紧。

“没说。”木生爷爷说,“她望着那娃娃,眼泪流成线,硬是咬碎了嘴唇,一个字没吐。”

“那娃娃呢?”

木生爷爷没答,只是摇了摇头。火光里,他的脸,僵得像块石头。

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说:“你们别问了。有些事,我说不出口。”

第三个,是个没留下任何名姓的年轻人。

木生爷爷说,这是他自己在麻柳山见到的。他讲起那件事。

那是殷禄才死后没多久,木生病好了,又开始跑脚。有一回,他路过一个叫麻柳山的地方,见山坳里,有座新坟。坟不大,没碑,只插着一块木牌。木牌上,用刀刻了两个字。

木生凑近看,那两个字,刻得歪歪扭扭,却认得出来:

“红军”。

坟前,摆着几个冷洋芋,还有一炷没烧完的香。香灰落在土里,白白的。那冷洋芋上,落了一层薄薄的灰,风一吹,灰散了些,洋芋还立在那儿。

木生问旁边一个放牛的老汉:“这是谁的坟?”

老汉说:“不晓得名字。是云南支队的,藏在我们村,后来被搜出来了,枪毙在村口。我们不敢明着收尸,夜里偷偷埋的。不晓得他叫啥,就刻了‘红军’两个字。”

木生站在那座坟前,站了很久。他蹲下去,把坟前那几个冷洋芋,扶正了。又顺手,把坟头的几根杂草,拔了。

“你们看,”木生爷爷说,“这样的人,在川滇边的山上,不知道有多少。埋在山里的,扔在河里的,烧在洞里的。他们没名没姓,可他们有个共同的名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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